日前，圍繞“黃帝祭拜”，發生了一場論戰。論戰雙方，身份橫跨政學兩界，雖然都承認“黃帝是整個民族公認的標記和符號”，卻各秉“學術”見解，一方主張祭拜應去“黃帝故里新鄭”搞，另一方則主張應在“陜西黃帝陵”辦。①回顧黃帝成為“整個民族公認的標記和符號”的歷史過程，不難發現，這種爭論其實沒什么意思。

為大一統王朝的“維穩”需要，《史記》將之前所有帝王及部族都說成“黃帝”的血脈

“黃帝”這個人物，最早出現于戰國時代。春秋以前的文獻，像《詩經》、《書經》，所載最古老的帝王是禹，沒有黃帝；稍后一點的《論語》、《墨子》、《孟子》，所載最古老的帝王，是堯、舜，也沒有黃帝。②到漢代，司馬遷父子綜合戰國以來對“黃帝”的各種描述，出于“五德始終說”的現實政治需要，才將其當作帝王譜系的第一位，寫入了《史記》當中。此外，《史記》還以“黃帝”為始祖，構筑了一套“完整”的帝王血脈傳承體系，不但堯、舜、禹是黃帝后人，連被視為“戎狄”的秦、有“蠻夷”之稱的楚，與西漢連年交戰的匈奴，都不例外。略言之，《史記》中所有的帝王及部族，都是“黃帝”的血脈。這種刻意給所有部族提供一個共祖的做法，顯然是為了滿足大一統王朝“維穩”的需要。③

“蠻族”政權進入中原，常拋棄祖先傳承改稱黃帝后裔；但后金、蒙古、滿清拒絕這樣做

民國歷史教科書中的幾種比較主流的黃帝肖像圖

《史記》開此先例之后，新興的“蠻族”政權一旦勢力深入中原，也常選擇拋棄原來的祖先傳承，轉而宣傳自己是“黃帝”后裔，以弱化外族征服者的身份。像鮮卑慕容氏，“自云高陽氏（黃帝嫡孫）之苗裔”；建立遼的契丹，自稱“炎帝之后”、“軒轅后裔”。唯金之女真、元之蒙古、清之建州，都無意自詡黃帝之后，甚至公開拒絕中原士人所提出的改認祖先以利統治的建議。④這種拒絕，既因為其自身統治實力強大，也因為帝制時代中國的政治重心，不在“黃帝”，而在“孔子”；不在種族血脈，而在儒學傳承。譬如雍正、乾隆都強調：“華夷之別”只在于文化，與種族無關。

上述種種與“黃帝”有關的攀附或排斥，都只是皇權游戲。中國人開始普遍自稱“炎黃子孫”，“黃帝”成為國人的“共同祖先”，其實是很晚的事情，與梁啟超等人的救亡圖存活動有密切關系。

在“戊戌維新”之前，梁啟超等人的救亡法寶，仍然是孔子及其儒學，只不過他與康有為把儒學改造成了“儒教”，認為經過“康黨”改造過后的“儒教”，可以與西方的基督教相抗衡；其目的，也是“治天下，而非治一國”，梁啟超說得最明白，“我輩宗旨乃傳教也，非為政也；乃救地球及無量世界眾生也，非救一國也。一國之亡于我何與焉”??我們的核心工作是傳教，不是從政，是拯救世界，大清國的存亡一點都不重要。④

戊戌維新失敗后，梁啟超等人接觸并信奉“種族主義”，“黃帝子孫”的說法開始盛行

維新失敗后，梁啟超等人流亡海外，眼界稍有開闊，救亡的法寶，逐漸從“孔子”和“儒學”，變更為“黃帝”和“種族主義”。不過，梁啟超等人當時的“種族主義”思想，在今天看來有許多很荒唐的地方。譬如，1897年6月，梁啟超在文章中寫道：“彼夫印度之不昌，限于種也。凡黑色、紅色、棕色之種人，其血管中之微生物，與其腦之角度，皆視白人相去懸殊。惟黃之與白，殆不甚遠。故白人所能之事，黃人無不能者。日本之規肖西法，其明效也。日本之種，本出于我國。”⑤康有為的“種族主義”思想更極端，他認為只有白種人和黃種人有資格談平等，至于那些“性情太惡”的棕、黑種人，應該“飲以斷嗣之藥絕其種。”⑥既倡導種族主義，“孔子”自然不合用，所以“黃帝”應運而興，1899年，康有為在加拿大對華僑演說，開口即稱：“我國皆黃帝子孫”。

維新派口中的“黃帝子孫”包括滿人在內；革命黨人則拒絕承認滿人是“黃帝子孫”

不過，康、梁口中的“黃帝子孫”，和革命黨人口中的“黃帝子孫”有所不同。康、梁認為，從種族、血統上來講，滿、漢同屬黃帝的后裔。但革命黨人拒絕承認滿族是“黃帝子孫”，鄒容公開說滿族乃是“西伯利亞人種”，章太炎說則強調純血統的黃帝后裔不存在，黃帝后裔指的是被華夏歷史同化的所有種族，但滿人拒絕同化，高高在上以外族統治者自居，所以他們不能算“黃帝子孫”。⑦

受西方學者影響，章太炎、宋教仁、梁啟超等人還曾“論證”黃帝的家鄉，在遙遠的巴比倫

抗戰期間國共兩黨同祭黃帝，圖為蔣介石手書“黃帝陵”

值得一提的是，當時維新派與革命黨知識分子，之所以對“黃帝”情有獨鐘，還有一層很重要的背景，那就是這些流亡知識分子，在日本接觸到了拉庫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的學說。拉庫伯里認為，“黃帝”其實是兩河流域的一位君主尼科黃特（Nakhunte），后率部族東遷，越過昆侖山，輾轉來到中土定居。這種“黃帝西來說”，正可以彌補當時受種族主義影響極深的中國知識分子在面對西方文明時的自卑感。所以，1903-1905年間，章太炎、劉師培等學者甚至專門撰寫了論文來“佐證”黃帝的家鄉，就是在遙遠的巴比倫。宋教仁、梁啟超也積極宣傳這種觀點。不過，到1907年，出于現實需要，章太炎又迅速拋棄了這種觀點??章的解釋是：如果承認“黃帝來自巴比倫”，中土原是苗人地盤，那么，漢人排滿是正義，苗人排漢也就同樣是正義了，這對排滿革命不利。⑧

雖然“黃帝”究竟是不是巴比倫人，近代知識界一直要爭論到1930年代才告一段落（并無結果），但清末民初的這場“種族主義”救國潮流，確實將“黃帝”迅速抬上了“國族共祖”的地位。滔海志士陳天華曾在黃帝的肖像前如此慟哭：“哭一聲我的始祖公公，叫一聲我的始祖公公，在天之靈，能不憂恫？望皇祖告訴蒼穹，為漢種速降下英雄。”⑨

到1920年代，“黃帝”作為“國族共祖”，其存在獲得官方保護，持質疑立場的教科書被禁

歷史進入1920年代，“種族主義救中國”漸被糾正為“民族主義救中國”，“黃帝”的“國族共祖”地位也愈加不可動搖。1929年，顧頡剛在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中學用本國史教科書》被國民政府查禁。原因是他以一個歷史學家的較真精神，在書中認為“（黃帝）實在的事跡，還是曖昧難明，……或許是后來的人推想出來的一個奠土建國的古帝”，結果引來國民政府考試院院長戴季陶的震怒。戴認為：“中國所以能團結為一體，全由于人民共信自己為出于一個祖先；如今說沒有三皇、五帝，就是把全國人民團結為一體的要求解散了，這還了得！”⑩至此，“炎黃子孫”這一概念，獲得官方保護，成為定論。

注釋

①《西安副市長方光華撰文反駁許嘉璐（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會長）：對黃帝的國家祭典應在哪？》，彭湃新聞，2015年9月17日。②日本學者中道敏夫《三皇五帝夏禹先秦資料集成》對73種先秦文獻做了數量化處理，統計得出：“黃帝”在文獻中共出現950次，若加上“軒轅氏”等異稱，則有994次（含《黃帝內經》497次），具體而言，始于《逸周書》（2次）、左傳（2次，另有異稱2次）。這些文獻都出現在戰國時代。④“五德始終說”源于戰國思想家鄒衍，其理論簡略言之，認為王朝的興替，是按照金木水火土五行相克循環，譬如金克木，屬于“木德”的王朝走到盡頭，就必然被屬于“金德”的王朝取代。漢武帝時自認本朝屬于“土德”，所以往前推演，秦乃“水德”，周乃“火德”，商是“金德”，夏是“木德”，在夏之前，必須還有一個屬于“土德”的朝代存在，才能完成一個五行循環，才能證明漢代的合法性，黃帝遂成為帝系之首，《史記》稱其“有土德之瑞，故號黃帝”。 ④王明珂，《論攀附：近代炎黃子孫國族建構的古代基礎》，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002年第3期。④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P39-40。⑤梁啟超，《論中國之將強》。⑥康有為，《大同書》。⑦章太炎，《駁康有為論革命書》。⑧孫江，《拉克伯里“中國文明西來說”在東亞的傳布與文本之比較》，《歷史研究》，2010年第01期。⑨陳天華：《黃帝肖像後題》。⑩顧頡剛，《商務印書館和我的史學研究》。另：“炎黃子孫”中之“炎帝”，在該概念的流變過程中長期處于“黃帝” 的附屬地位，故本文略而不論。